旧志编修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至明、清时，修志已成为区内各级行政主官的一项重要政务，沂州地方纂修方志之举遂呈鼎盛之势。自明代嘉靖年间至1935年，区内府、州、县各级，均有志书刊行问世。

现临沂市境内编修的州、府级志书有：明代嘉靖年间的《沂州志》（已佚）；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刊行的《沂州志》；清代康熙十三年（1674年）刊行的《沂州志》；清代乾隆十九年（1754年）编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刊行的《沂州府志》。

其间刊行的县（州）级志书在30部左右，市内尚存的有：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刊行的《沂水县志》和《蒙阴县志》；康熙十二年刊行的《郯城县志》；康熙二十四年刊行的《蒙阴县志》；康熙二十八年刊行的《费县志》；乾隆十四年（1749年）刊行的《郯城县志》、乾隆二十九年刊行的《郯城县志》和乾隆二十九年刊行的《郯城县志》重修本；道光七年（1827年）刊行的《沂水县志》；光绪二十五年刊行的《费县志》（重修）；宣统三年（1911年）刊行的《蒙阴县志》（抄本）；民国六年（1917年）刊行的《临沂县志》；民国二十四年刊行的《续修临沂县志》等。

此期的修志之举，不仅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性文献，而且使一些有志于此者在修志实践中成为闻名遐迩的方家、学者，其中佼佼者如郯城知县王植。王植是国内较有影响的方志学家。乾隆十二年（1747年）调任郯城知县。任职期间，勘灾抚恤，治理水患，政绩颇著。勤政之余，便着手编修《郯城县志》。乾隆十四年（1749年）县志脱稿。王植认为：志书编纂必须“核史之实，仿经之意”，不可失其谨严，失博而杂。志书体例应有纲有目，层次清楚，门类顺6编排要做到“文直事核，不溢美，不隐恶”，义例严谨，体裁明备，繁简适当。他在《郯城县志序》中特别指出，志书内容具关一邑，“不专为一邑设者不敢多载”。人物传事迹，要征而有信，不可前有小序，后有论赞。方志为备文献而作，“官迹、人物，献之实也；阄韵?藻，文之华也。”官迹、人物专主事实，而篇章、题咏，应广为搜讨俱入艺文。以宜设编年载一邑之大事，以统散漫。这些真知灼见不仅在当时为学人所称道，而且对现在编修新方志仍具有很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