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感情，书法是他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年轻的时候起，毛泽东便在书法领域耕耘和求索，至老而不倦。1910年毛泽东考入湘乡东山书院(东山高等小学堂)，他常临摹王羲之《十七帖》和学院附近东台山凤凰寺所藏清代湘乡书法家萧礼容碑，字字写得很有功力，尤以草书为精妙。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有一句口头禅：“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现在还保存着的一张毛泽东还书的便条，是他16岁时写的，用笔严谨，而又有开拓，可知那时他已有相当功底。他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后，作了一篇文章，叫《宋襄公论》。国文教师谭咏春阅卷时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视全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这个年轻人确似有“仙骨”，文章固然可取，又用楷书写就，工整秀丽，故当时师生们誉他的文和字为同学中之“两绝”。现在还保留着的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写的一篇作文的手迹，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用的也是丝毫不苟的小楷，一气呵成，笔笔遒劲。

1913年10－12月，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留下了一本笔记。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后36页冠名《讲堂录》。从这些墨迹看，这个时期，毛泽东深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既潇洒飘逸，神采飞扬，又古拙可爱，质朴自然。

战地喜获《三希堂》。1927年11月，毛泽东上井冈山，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创办了第一个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笔墨纸张比较缺乏，有一次，一个学员提出用柳枝烧成炭可以写字，毛泽东在青石板上试了试，软硬适度，写出来的字还挺清晰。毛泽东满意地说：“倒真像墨笔哩！”他说，“敌人越是封锁，大家的办法就越多。看，封锁得同志们用木炭树枝当笔，在地上、石板上、沙滩上写字。这种笔墨纸张是用不完的。”

毛泽东走到哪里都在研究学习书法。红军时期他率部转战到贵州遵义县北娄山关时，见一石碑，上刻“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便问陈昌奉等：“娄山关刻碑干什么？”许多人回答不出，他便解释说：“关乃要塞重地也，是出入的通道，常以碑柱碑石为界，区分和标志地名。”之后，他向大家介绍了“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特点和价值。他赞扬这三个字写得苍劲，像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运笔如飞。工匠石刻也非常精美。他还反复揣摩，不断用手在笔画上临摹运笔走势，不时感叹：“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这碑又修建于何代。”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一套晋唐小楷一直带在毛泽东身边。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写字，并且经常阅览法帖。当时延安的老百姓知道毛泽东喜欢写毛笔字，为表示对他的敬意，特地用一块古砖刻磨成一方砚石，送给毛泽东。可惜，这方砚台在后来转移时丢失了。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书法创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以行草为主，用笔恣肆，刚劲挺拔，大气磅礴，形成了个人的独特风格。

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一位青年作家奔赴延安的途中，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得四册名著及《石索》、《三希堂法帖》各两卷，如获至宝。他不辞辛苦，带到了延安。一天，素有“长征才子”之称的朱光和那位青年作家谈得投机，便引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见如故，殷勤款待。青年作家感动不已，便将自己挎包中那辛辛苦苦背到延安的“宝贝”一股脑儿掏了出来，欲赠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不料一旁的朱光手疾眼快，一把将书夺了过去。“见面分一半！”朱光面无愧色。“谁说应该归你？……”两人互不相让。青年作家连忙调停，结果是平分秋色。毛泽东得到了两册名著和《三希堂法帖》。

博览群帖取精华。在毛泽东丰泽园故居的书房里，至今仍然存有毛泽东读过的大量字帖和书籍。其中有规整秀丽、形意翩翩的汉代隶书，又有妍美流畅的“二王”法帖；有厚重雄劲、气势磅礴的楷书墨迹，也有逸势奇壮、应手万变的“狂草”，还有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的宋徽宗“瘦金体”法帖；不但有中国历代名家的墨迹、法帖、碑文拓片，还有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著作。因此，毛泽东可以说是“神游书海目览千帖。”

1949年，毛泽东阅读法帖更多更勤了。二十来年的时间里，他读过的帖约有近四百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是他时常披阅的。他在访苏的短暂而紧张的日子里，也未忘随身带几本《三希堂法帖》。《三希堂法帖》为清乾隆时期搜集刻印。乾隆皇帝得到晋书法家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伯远帖》珍贵墨迹三种，很是欢喜，名其收藏处为“三希堂”。乾隆将这三种法帖与内府收藏的自魏晋至明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三百四十余件，各种题跋二百余件，汇集刻印，而以《三希堂法帖》命名。这是我国一部书法巨制。1958年，毛泽东请田家英向故宫博物院“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其中就有《三希堂法帖》。

毛泽东读帖不重版本是否珍贵，而着眼于分析各家的长短，体其风貌，察其用笔、结构、章法等，吸取其精髓，以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中，毛泽东最喜爱的是草书。而在草书中，毛泽东又最喜欢怀素。毛泽东对怀素的《自叙贴》、《论书帖》、《苦笋贴》等百读不厌，爱不释手。1974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了他。亲切交谈之后，还特地赠送给他一本自己喜爱的《怀素自叙帖真迹》，大平正芳十分高兴。

如果拿毛泽东的草书和怀素的《自叙帖》相比，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很多字不但形似，而且神似。田家英就认为：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和怀素《自叙帖》有相同的地方：一是笔画都较细圆；二是字形都较大；三是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迤、翩翩恣肆的写法；四是“神”上很相似。毛泽东热爱怀素的狂草，但他又不拘泥于此，勇于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家的“毛体”，正如他常对秘书所说的那样：“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或是某人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了。”

毛泽东书法的造诣，固然是他转益多师的结果，同时也和他善于从生活中吸取美的营养分不开。诗人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一诗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与朱光等人说过：杜甫这段话说出了舞蹈、戏剧等艺术与书法艺术相通，是至理名言。那时毛泽东曾表示想看朱光表演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以便用戏剧艺术来丰富自己的书法。

骨神兼备成一家。毛泽东的著作甚丰，惟对书法艺术的见解，却没有专门论述，因而无法窥其见解的全貌。但从一些片言只语中，还是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

一、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他说：“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

二、字要骨神兼备。他指出：“人有像貌、筋骨、精神，字也有像貌、筋骨、神韵。”因此，临帖，“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他说，“字和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就会找到筋骨，写出神韵。”所谓筋骨，是字的形貌、气势和力量；所谓灵魂，是字的内质、神韵。古人的字，一般地说，北碑尚骨，南帖尚神。毛泽东则主张骨神兼备。

三、既广采博取，又独具风格。毛泽东说：“学字要有帖，学好后要发挥。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

这些书法理论，是毛泽东从借鉴古人的经验和总结自己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

毛泽东书法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青年时代可谓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多为楷书，字体工而有力，有些写得特别工整。1921年到1949年，可谓第二阶段。在建党初期，特别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他运筹帷幄，为使机要人员传达准确迅速无误，他起草的文电多是行(书)而不是草。三十年代字体清秀，字形略长，上下自左向右略有倾斜。1941年以后变为自右向左略有倾斜，如1941年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及其前后起草的大量文电等。1949年进北京以后，可谓第三阶段。这时，情况变了，条件好了，毛泽东除起草公务活动的文电外，还写了一千多封回复亲朋故旧和素不相识的群众的信。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字越写越好，越写越草。然而，他的复信是视对象而别的，给高级民主人士、老先生、科学家、教授等的书信多为草书，有些写得非常之草；反之，对文化程度低的人，字都写得比较清楚工整。

毛泽东的书体，从学生时代到五六十年代有很大变化，这和笔有关系。新笔写的字笔锋更明显更突出。但主要还是他的功力和字体有变化。要观察毛泽东字体的变化，除从总体上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看他的签名。1943年以前“毛泽东”的“毛”字一般都是从上面下来，再这么一转，一笔写成。1943年以后，“毛”字写成四笔，先点三点，然后再竖弯勾。到1948年、1949年，又变了，从1948年2月他修改中央一个文件时写的几封信到1949年9月给宋庆龄或任弼时的信，“毛泽东”三个字中，“毛”字变化不大，“泽东”二字变化则很大。

50年代以后，毛泽东的字变得非常之好看，这和他那时的练字有关系。进城以后，毛泽东的工作虽仍然十分繁忙，但客观条件比进城前好多了，可以看到历代书法家的碑帖，当时中办秘书室的陈秉忱就专门为毛泽东购买书籍、收集字帖，收有各种碑帖数百部。50年代毛泽东休息时书写了数百首古诗词，一首诗往往书写五六次，六七次，甚至十来次。他作诗词也多是书写许多次，且多为草书。

毛泽东的书法最好的时期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例如他书写的诗词，给华罗庚、章士钊的信件等，都非常之美。有一位朋友对我说，看毛泽东手迹是一种享受，看过后还是想看，每看一遍都受启发。毛泽东成了深受读者喜爱的现代书法家。

毛泽东诗词大气磅礴，书法苍劲豪放、独具风格，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