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岱

一九四○年五月，我们部队遵照党中央指示和八路军总部命令，从晋西北出发，经过太行山、豫北、冀南等地区，东进山东。沿途进行大小战斗四十余次，跋涉三千余里，于十一月上旬到达鲁南，与一一五师主力会合，被编为师教导二旅四团。从此，四团与滨海人民并肩作战，无论是在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场上，还是在粉碎敌、伪、顽封锁、蚕食的斗争中；无论是在消灭敌人取得胜利后的欢乐时刻，还是在暂遭挫折总结教训之时，我们都是患难与共，骨肉难分。四十年过去了，但那种悲壮热烈，可歌可颂的战斗生活，至今记忆犹新。

枪声就是命令

一九四一年秋，岌山前群众同敌人进行了一次残酷的战斗，四团因情况不明未能及时赶到，人民群众遭受了严重损失。事后，四团的干部战士忍着万分悲痛总结了教训。大家纷纷表示：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情愿献出自己的一切。我们团军政委员会也专门召开了会议，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我和团长一再强调，人民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与群众同生死共命运，只要在根据地内发现敌情，就要跑步参战。从此以后的多少年里，四团只要听到枪声，就立即出动，一听到群众有危难，就一口气奔赴现场。一九四四年春节前，沭河西的朱村群众正忙着准备过年，业余戏班子、妇救会、儿童团也在抓紧时间搭戏台，排练节目。年三十日清晨，天蒙蒙亮，大哨据点的日伪军，突然出动向朱村扑来。驻沭河东的三营八连发现朱村有情况，立即跑步出发了，三营的七、九连也随即向朱村进发。当八连赶到河边的时候，天已亮，只见乡亲们提篮拿筐，推车牵驴，扶老携幼，到处奔跑。八连鄢思甲连长见此情景，二话没说跳下河去，全连战士紧跟着也跳进河中。他们踏碎了冰层，忍着刺骨的疼痛，迅速到达河对岸。八连赶到朱村时，正与敌人碰了个对面。他们一声怒吼向敌人猛扑过去，伪军一触即溃，剩下的几十个鬼子狼狈地退出村去，抢占了树林坟地组织还击。鄢连长领着战士从村西头打过来，在树林中，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一排长秦家龙负了伤，一班长焦锡模带领大家继续战斗，他虽然一只胳膊被打断了，仍坚持不下火线，直到牺牲。一排副排长安吉然同一个鬼子扭打在一起，鬼子手里握着冒烟的手榴弹，妄图把安吉然吓倒，以便借机逃命。可是安吉然却死死抓住他不放手，鬼子害怕了，将手榴弹抛出，俯首就擒，当了俘虏。鄢连长脖子上负了伤，他只包扎了一下，继续指挥战斗。二排四班长李宝胜，被子弹穿透了脖子，虽然呼吸艰难，还是吃力地告诉排长：“千万不要放走了敌人!午后两点多钟，敌人放出了烟幕弹，背着伤员狼狈逃跑了。

战斗刚刚结束，朱村的乡亲们陆续赶回了村庄，他们争先恐后地拉住八连同志的手，让到自己家里过年，八连怕给群众添麻烦，决定立即赶回驻地。朱村的男女老少，倾村出动，含着激动的眼泪，把八连送出很远很远。从此，朱村群众逢人就夸：“多亏了俺八连哟!朱村是俺八连给救下的!”战后不久，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到八连慰问。在慰问大会上，他们赠给八连一个光荣称号“钢八连”。在滨海部队战斗英雄大会上，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代表军区正式命名八连为“钢八连”。

四团不仅对敌、伪、顽斗争坚决，对残害人民的土匪也毫不留情。一九四一年五月，四团在民兵的配合下，向盘踞在陈家埠、李家末瞳后宅的数股土匪，连续进行了三次围剿，先后歼匪一百三十余人。四一年六月，四团又配合兄弟部队，对马陵山区、赣榆西部和玉山、磨山地区的土匪进行了全面清剿，半个月歼匪二百余人，保证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有时，一些土匪趁我们正和敌寇战斗，出来敲诈百姓，群众顶撞他们说：“别神气，老四团正等着你们呢!”土匪一听说老四团还在，就乖乖地溜走了。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地说：“老四团就是硬，有老四团在，我们什么都不怕了。”

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

四团对人民群众的赤胆忠心，不仅表现在对敌作战勇敢顽强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上，而且反映在平时许许多多的拥政爱民活动中。特别是每年的麦收季节，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劳动果实不遭敌人抢劫，我们象指挥打仗一样地保卫和参加麦收。根据地方的需要和周围的敌情，我们把部队分成劳动组和警戒组，劳动组同群众一起割麦子，警戒组分布在敌人据点的周围，用机枪封锁据点的出入口。据点里的敌人看到群众抢收小麦，想跑出来捣乱，只要一出炮楼，我们就开枪射击，把他们打回去。

一九四三年夏天，驻在醋大庄的日寇小队长岩上，精心策划了一个夺麦计划，扬言要搞“速决战”。因此，老乡们心神不安，盼望着保卫麦收的部队快来。六月一日下午，我们四团七连开到了一溜贺城。这消息很快传到了周围村庄，乡亲们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快准备麦收吧，咱们的老四团来了。”七连到达贺城之后，马上和地方上的同志一起，研究了如何动员群众，如何组织劳动，如何部署兵力等问题之后，决定二号晚上开始收割。

二号夜晚，七连的一个排和一个区中队，摸进了醋大庄的土围子，把岩上小队的据点三面包围起来，机枪封锁了唯一的出入口，另外的两个排和四个区中队在外面分散警戒。数不清的当地群众和根据地中心区来的麦收队，一声不响弯着腰紧张地割麦，一捆捆的麦子安全地运到根据地。当我们的队伍和群众撤走时，炮楼里的鬼子才冷落地放了几枪。战士们风趣地笑着说：“把这家伙关了一夜‘禁闭’。”

第二天夜晚，我们又继续割麦。靠近据点的麦子已基本收完了，炮楼里的鬼子沉不住气了，曾几次从据点里跑出来扰乱，每次都遭到我们部队、区中队、游击小组的合力打击，只好夹着尾巴跑回去，岩上小队长在炮楼的窗户里，瞧着四千多亩小麦运往沭河东，虽然气得直跺脚，但也只有“望麦兴叹”了。

为了减轻人民群众负担，我们四团积极响应党中央“精兵简政”的号召，从机关中缩减了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充实“到战斗连队，抽出大批人员，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并号召全体干部战士，厉行节约，为根据地人民节省一粒粮、一分钱。当时我们部队夏天没有衣服可换，冬天穿得也很单薄。吃的是豆饼、黑豆、地瓜干、地瓜秧，有时连豆饼都吃不上。记得一九四一年春节时，一位教导员给我打电话说：“政委，你来看看吧，不少战士都饿病了，怎么办呢?”说着说着，他竞握着电话哭开了。我赶忙安慰他说：“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能战胜。”为了渡过难关，我们不仅开荒种地，种麦子、花生、蔬菜，而且开油坊，办合作社，运盐。一九四二年春节前，为了让大家过好年，我带领二营两个连星夜奔袭陇海路北六里的乔团村，消灭伪军二十余人，将日本株式会社准备运回日本的肥猪赶来了五百多头。除送旅部、兄弟部队和分给各营以外，还送给了地方政府一部分。大家看到过年能吃上猪肉，真是高兴极了。

军民智拔敌据点

我们四团为人民利益战斗，为人民利益流血牺牲；人民群众把四团当作子弟兵，热情关怀帮助部队，积极支援反侵略战争。

有一次，上级命令我们拔除敌人设在黄庄附近的据点。这个据点安在一家地主的大院里，设有几道封锁沟、封锁墙。接受任务后，我们和群众一起研究拔据点的办法。五十多岁的赵大爷提出先派人去据点侦察一下，摸清敌人的分布情况和活动规律，然后进行突击。大家同意他的意见，许多人争着要去侦察。赵大爷说：“别争了，还是我去好。我妹妹就住在黄庄，离敌人据点只有三里地，可以帮忙。”大家看赵大爷说得有理，就决定派部队侦察能手韩强和赵大爷一块去。

第二天，赵大爷带着孙女和韩强，扮作一家人走亲戚的样子，向据点出发了。到了黄庄，就能看见敌人的炮楼了，怎样才能进去呢?赵大爷的妹妹和村里的群众想出了个办法：敌人经常要黄庄的群众给他们送菜，让赵大爷和韩强扮作送菜的打进去侦察。

第二天下午，赵大爷和韩强挑着两担菜，向敌人据点走去。站岗的哨兵看了赵大爷和韩强的“良民证”，见他们是送菜的，也没有多问，就让进去了。赵大爷和韩强把菜挑到地主大院里一看，院内有三十多间房子，土墙有两米多高，墙四角有炮楼，一个炮楼上有两个哨兵，院中还有一个流动哨兵，指挥所设在院中心炮楼，靠指挥所不远的五间房子是日本鬼子和伪军住的地方，做饭的炊事班是伪军。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赵大爷一面给炊事班长递烟，一边和他聊天。他们从伪炊事班长口里知道：这个大院驻有一小队日寇和一个中队的伪军，炮楼一晚上换四次哨。赵大爷故意对伪班长说：“这阵子八路闹得厉害，他们晚上加岗加哨吗?”炊事班长不以为然地说：“这地方是保险区，量八路也飞不进来，还用得着加岗加哨”当天夜晚，赵大爷和韩强从据点赶回驻地，把侦察的情况详细述说了一遍，我们立即研究，组成了一支精干的突击队，由赵大爷和韩强带路，静悄悄地向敌人据点插去。半夜，靠近了敌人据点，只见地主院的大门紧关着，炮楼上的哨兵时隐时现地闪动着身影，尖刀班的同志搭人梯悄悄跳进了院里。院里的流动哨兵正在打盹，战士上去抓了活的，问明了当天晚上的口令，然后四个炮楼各派去两个同志，以换岗的方式俘虏了炮楼上的岗哨。尖刀班把院门打开，突击队敏捷地插进了院里，赵大爷带一部分同志直捣敌指挥所，活捉了伪军连长，打死了日本小队长。剩下的同志冲进敌宿舍，敌人还在睡觉，战士们先把枪收过来，然后大喊一声：“不准动，举起手来!”敌人从梦中惊醒，看见我们的战士端着枪，举着手榴弹，早就吓呆了。有个敌人不老实，被韩强一枪打死，其他的乖乖地举手当了俘虏。不到半小时，就顺利地结束了战斗，战士们押着俘虏连夜返回。

天快亮的时候，部队顺利地回到了驻地。军民们载歌载舞，欢庆胜利，高唱军民团结战斗的胜利凯歌。

鱼水难分一家人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四团在滨海抗日的几年中，深深体会到，滨海人民是养育四团的母亲，是四团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坚强靠山。四团坚持滨海对敌斗争，在临沭、海陵活动时间最长。临沭县的人民群众，对四团的战士可以说是爱兵胜子。战士负伤后从战场上下来，家家都在争抢，唯恐轮不到照顾伤员。有的群众把仅有的一床被子让给伤员盖，有的老乡腾出最好的房子让伤员住。为了伤员的安全，有的大娘、大爷通宵不睡守在床前。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张大娘，当伤员离开自己家后，想得坐卧不安，提着一篮子鸡蛋，步行二十几里去看望，感动得战士光掉眼泪说不出话来。

当时，在部队里传颂着许多十分感人的事迹。有个伤员讲了这样一件事：“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我左胸中弹，顿时失去了知觉。后来，我被一阵疼痛搅醒，发现自己躺在炕上，刚挣扎着要爬起来，却被两只粗大的手按住了。只见一位花白胡须的大爷亲切地对我说：‘同志，放心吧，离敌人越近越保险，鬼子来了由我们对付。’一位头发半白的大娘，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汤，凑到炕沿上对我说：‘孩子，一天没吃东西了，先喝口汤吧。’说着把汤送到我的嘴边。

‘哎!有白面吗?’一个粗野的声音从院中传进房里，大娘一听，急忙放下碗，又给我蒙上一床厚被子，坐在炕沿上给我按肚子。两个伪警察闯进门来。‘有白面吗?’大爷连忙说：‘孩子病啦，都没吃的，哪有白面哪!’伪警察大声说：‘他妈的，八路来了就有啦。’这时一个小孩走来倒水，大爷忙说‘二柱子，上你叔叔家借借，有的话，多给老总几斤。’接着大爷又转过身对伪警察说：‘老总，这里有病人，不干净，咱们到他叔家去拿吧!’那两个贼头贼脑的家伙在屋里打量了一番，就跟着大爷出去了。

大娘掀去我身上的被子，用手摸着我的头，长出了一口气，脸上泛起慈祥的笑容。不一会，大爷回来了，大娘问道那些东西走了没有，大爷小声地说：‘打发走了，我把买种子的钱给了他们……。’听到这里，我赶忙说：‘大爷，你怎么……’大爷和大娘几乎同时说：‘孩子，咱一家人可不能说两家话!’

当天夜里，我被转到另一个村子，住在村头王大爷家。王大爷有儿子、儿媳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孙女。全家人住着一间破屋，到处漏风，他们把我让到热炕上以后，又把一床较好的粗布被子给我盖上，他全家就剩一床破被了。我实在过意不去，决意不盖，谁知大娘竟难过得哭了。大嫂说：‘好容易才轮到俺家照顾一次伤员，你却……’看到这些，我只好同意了。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王大爷一家吃的是苞米稀饭，却给我送来三个荷包鸡蛋，还有一碗糖水。我决心和他们一起吃。大嫂说什么也不肯：‘看你这同志，为啥负伤，还不是为了咱老百姓?快吃吧……’

在这里住了两天，我又被转到别的庄子，住在刘大爷家里。村里的群众还给我送来许多慰问品：一双新鞋、一条毛巾，还有十个写着‘抗日救国’的熟鸡蛋。这次养伤，使我深深感到，人民是我真正的母亲。”

回想当时，临沭人民对部队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我们每住一个村庄，老乡们就主动为我们腾房子，送柴火。村干部详细地给我们介绍周围情况。民兵自动同我们一起站岗放哨。儿童团跑来争先恐后地领受任务。有一个民主人士叫吴文轩，自愿当了我们的联络员，一有情况，他就来报告。乡亲们经常开他的玩笑，说他是四团的“候补兵”。特别是连队的一些司务长，他们和村里的干部、老乡相当熟，只要走到老乡的院子里叫一声大娘，群众就能听出是谁来了，甚至光听脚步声就能分辨出人来。我曾记得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曲：

红旗展，

歌满山，

滨海来了老四团，

打鬼子，

捉汉奸，

军民并肩齐抗战，

鱼水难分心相连。

回顾四团在滨海抗战的战斗历程和生活情景，我进一步领会到“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深刻含义。今天，同战争年代相比，虽然条件不同了，但军民一家的光荣传统仍需发扬光大。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军政团结、军民团结的优良传统，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为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努力。

（节选自《忆沂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