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光 礼

一九四四年春夏以后，随着我军在滨北地区的局部反攻，特别是讨伐李永平战役的胜利，使内地的四十多处敌伪据点均被拔除，滨北根据地得到了空前巩固和发展。敌伪为挽回败局，便集中大量兵力，对滨海根据地进行报复性的“扫荡”和“清剿”，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勤劳善良的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火速救援

在泊儿一带讨伐李永平的战斗近尾声时，我们六团接到滨海军区的电话：滨北根据地的中心大山等地已被日寇包围，速派部分兵力前去救援。我团遵照军区的命令，决定由贺东生团长亲率“战斗突击队”一一二连赶赴大山。这支部队，虽经连日血战，人困马乏，但战士们想到重围中的乡亲们和战友，仍然精神抖擞，士气高昂，忘掉了饥饿和疲劳，伤员忍着痛，病号瞒着病，开始了每天一百五十里的强行军。经过四昼夜，终于在八月二十五日夜间到达莒南县大山南麓的山底村。处在包围圈中的群众，正在“坚壁清野”，四面都响着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气氛十分紧张。

部队到达山底后，贺东生同志就要我去找驻在当地的野战医院院长，以及二连连长和指导员。等我回来的时候，只见他一手拿铅笔，一手端着蜡烛，聚精会神地看地图，面色苍白，脑门上敷着毛巾。通讯员小陈悄悄地告诉我：“团长刚才昏倒了，我们把他抬到铺上叫他休息，还叫他批评了一顿。”听了这话，我心情很沉重，这些日子团长实在太劳累了，从讨李战役以来，一直未睡好觉，出发前又得了重感冒，在连续几天的行军中，他始终拄着棍子和战士们一起走路，万一累坏了身体……。

没容我继续往下想，前来开紧急会议的同志都到齐了。这时，贺东生同志赶忙拿下头上的凉毛巾，若无其事地坐在桌边，耐心地听野战医院院长的介绍：这次敌人共动用了一千五百人的兵力，分数路向我大山一带“清剿”。我们有一千多名群众和数百名伤员因未来得及转移而陷入日寇的重围之中，看来一时很难撤出去。贺东生同志性格很开朗，脾气也很急燥，他听到这里有些沉不住气了，猛地站起来，高声说道：“事情越急，我们当干部的越要沉着，腰杆子越要硬!只要肯动脑筋，办法总会有的，都过来咱们摆个阵势。”大家赶忙站起来，围着贺东生，俯身到一张地图上……。

经过一番热烈的议论之后，贺东生对二连连长说：“要把这次的任务给战士讲清楚，为了解救一千名群众和数百名伤员，我们的同志都要准备当炸弹使。”

掩护转移

按照拟定的作战方案，各部积极行动。中午，我随着贺东生来到大山西侧的一个无名高地上，这里是址坊、坪上，山底等村的中心点，西、南两面都是悬崖，山下是一条南北大路，在这高地上可以使用火力控制着山下的大路，掩护群众向南转移。贺东生观察好地形之后，随即命令三排在敌侧积极活动，牵制敌人，自己率领二排迅速占领了大山。同时，派人通知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同志，组织群众加速南撤。此时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东、西、北三个方向，枪声大作，步哨一个接一个的来报。

“东北角发现敌人两个连……”

“正北址坊一带发现敌人两个连……”

“坪上以西发现敌人骑兵……”

“正北方向的敌人已经占领尖岭，距我山底村只有半里地，有切断我南撤道路的危险。”

贺东生听到这里放下望远镜，他沉思片刻，立即命令二连，把一排隐蔽在山脚下，严阵以待，准备和敌人短兵相接。

事实果然不出贺东生同志所料，一排刚到山坡，敌人已到山下，一排的同志居高临下猛虎下山般地冲下山去，与敌人反复搏斗，霎时敌尸遍地，狼狈逃窜。

敌人败走之后，迅速调整了部署，调集一个连队，向山北我二排五班控制着的制高点发动强攻，并以飞机、大炮助战，狂轰滥炸，山头变成了火海，烟雾弥漫了阵地。五班战士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勇敢拚杀，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连续冲击，与此同时，一排在山脚下杀退的那伙敌军，也卷土重来蜂拥而上。

贺东生同志看到这情景，提起匣子枪就往山脚下跑去。我怕首长有危险，赶上去拉着他的胳膊，他把我甩开奔向前沿阵地。一排战士看到团长，更加奋勇杀敌，很快又把敌人打下山去。五班长魏延祥望了望团长，转身冲着我说：“要是首长出了问题，我就咬你两口。”我看他怒气未消，满脸是灰，右肩负了伤，鲜血染红了半个身子，心情非常激动，二话没说把他按倒，赶紧给他包伤。这时，我听到贺东生同志正用很高的嗓门问一位地方干部：“还有多少群众没有转移出来?”这位地方干部也用很高的嗓门回答着：“我是代表群众来请老六团撤退的。老乡们说，要让老六团先转移，说你们是打鬼子的硬骨头，受了损失我们心疼!”

贺东生听到这里哈哈大笑，他无限深情地说：“同志，请你告诉乡亲们，让他们安心地撤，只要有老六团在这里，敌人就别想占领这条路。”正在包扎伤口的魏延祥听到这话，喊了声“对”便一把推开我，提起枪又冲上去了。这时，贺东生同志喊过来二排长，严肃地说：“你告诉战士，不要只顾消灭敌人，忘掉了保存自己。”二排长为难地回答：“战士们眼都气红了，只顾拚杀，拉都拉不住。”贺东生听到这话，两眼一瞪说：“这是蛮干，你要把战士的这股蛮劲压住才行。”二排长听到这里反而笑了，我心里明白他是在笑团长，因为团长是远近闻名的最“蛮”不过的虎将，战场上打红了眼,连衣服都不穿。此刻，贺东生也笑了起来，他用手指着制高点说：“好!你们要死守阵地，在一个小时内，不准后退一指头！”

一个小时——六十分钟——三千六百秒，在往常只不过是十分短暂的时间，而现在的情况却是：我们要以十八个勇士、十八把刺刀，去抗击一个连的日寇。可以想像，在这分分秒秒里，我们每一个战士要付出多少血汗，做出多大牺牲啊!战斗越来越残酷，由于一、二排吸引了全部敌军，被日寇合围的群众与伤病员已顺利脱险。可是，我们连队却全部被敌人包围在一小山顶上。山上早已被炮火轰过，遍地坑洼，树木断折，杂草成灰。二排经过两小时的血战以后，只剩下五名伤员。连里要他们撤下来，而他们却坚持守卫制高点，魏延祥坚定地告诉连部：“我还有三颗子弹，两颗杀敌人，一颗留给自己。”

贺东生同志站在山顶上，目送着缓缓南撤的群众，不时地看看怀表。这时连长上来了，他右手提着枪，左手吊着绷带，小声地说：“指导员牺牲了，两个排只剩下八名同志，任务也已经完成，请首长赶快撤离危险区。”贺东生听到这里，那青铜色的脸沉下来说：“同志，我不能走。为了乡亲们转移，二连牺牲了这么多同志，死我一个贺东生算什么!”说到这里，他低下头，眼圈有些湿润。我深知，他是一位硬汉子，常常用沉默来表达内心的悲愤与痛苦，但从不流泪。等连长走后，他忽然抬起头来对我说：“我看群众和伤病员要完全脱险，还需要一段时间，你去告诉二排，让活着的同志再坚持半个小时。”同时，他把自己仅有的一个窝头和只盛几口水的水壶，要我带上交给二排。

我拿着窝头，提着水壶，一口气跑到二排阵地，他们只剩五个人，而且都是伤员，满身血污。他们正在拣石头，有一个左脚已断，胸部也负了重伤的大个子，绷着脸，手里拿着一颗手榴弹，牙咬着弹弦，正等着敌人的反扑。当他喊我的名字时，我才看清他就是魏廷祥。他用手抹了把脸上的血乐观地说：“我还活着呢。”我说：“首长命令你们还得坚守半小时。”他说：“请你转告首长，我们一定能顶得住!”我看着他不忍心离去，随即脱下自己仅有的一件上衣，撕成条条，给他包扎，他一转身火辣辣地说：“你婆婆妈妈干什么?快回去保护好首长，替我向全连活着的同志问好!”

我擦着眼泪离开了二排阵地，向贺东生同志汇报了情况。就在这时，北山的制高点上枪声大作，野兽般的敌军嚎叫着往上涌，五班的战士又和敌人展开了激烈搏斗。轰！轰！轰！三声巨响，原来是五班的战士在胜利地完成任务后，把最后三枚手榴弹投向敌群，然后，跳崖牺牲。贺东生同志看了看表，慢慢地摘下帽子，望着五班的阵地，肃然默立。……

杀出重围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贺东生才抬起头来问身旁的战士，我们还有多少人?几只枪?一个头部负伤的战士回答：“连长在内，七个人，枪不行了，刺刀弯了，马刀也砍断了。”

问：我们抢救了多少群众?

答：一千多。

贺东生同志忍受着悲痛，非常坚定地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这个道理：为了抢救群众，拚命流血是值得的，也是应该的。现在我命令大家：擦掉眼泪，拾起破刀，揭开一颗手榴弹盖，带文件的同志把文件吞到肚子里去！”等战士们按照他的命令做好一切准备之后，他大声说：“我们已经救出了群众，现在也要鼓起勇气救自己。同志们，咬咬牙，杀出去！”命令下达了，可是战士们谁也不肯先走，一致提出担任掩护。贺东生同志深为战士们舍己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他说：“这样办，挨子弹多的先走，挨子弹少的后走，你们身上都挨了三颗子弹，我贺东生只吃了两颗，这掩护任务，就应该由我包下了。”在他的严令下，五个负伤的战士互相搀扶着，提着大马刀，向东边冲去。

这时，我突然想起，他的那匹大红马还留在山底村，赶忙问怎么办，他说：算了，只要它死不了，还是我们八路军的。正说着，敌人的机枪在我们身后叫了起来，贺东生的帽子被打下来，裤脚也打了两个洞眼。我忙问：“首长，伤着了吗?”他一摇头说：“没有。”我们且走且打，子弹象雨点似的倾泻过来，他笑了笑说：“这些日本鬼子蛮讲礼仪，用‘鞭炮’来欢送我们。”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我们才在大槐树庄和前边的那五个战士会合了。老远，就听着一位战士喊；“乡亲们别哭了，贺团长回来了！”

贺东生回来的消息迅速传开，我们很快就被老乡们围住了。一位大爷流着眼泪说：“团长，我们得救了，可是战士们……”乡亲们也跟着哭起来。贺东生同志坚定地说：“乡亲们，不要难过，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为解救人民而牺牲是光荣的，我们要擦干眼泪，向敌人讨还血债！”

（选自《忆沂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