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况，即荀子，字卿，又称孙卿，赵国(今山西省南部)人。约生于公元前318年，卒于前238年。他曾两次任兰陵令，晚年定居兰陵潜心著书立说，逝世后葬在今苍山县兰陵镇东南。

 当时，中国奴隶制己经瓦解，封建制正在确立，各诸侯国政治、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结束战国以来“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局面，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荀况顺应历史潮流，怀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为实现中国统一而广作舆论准备，成为战国末期杰出的政治理论家、教育家和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荀况年少时英俊而富有才华，15岁便到齐国游学。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官是当时各国学者云集、开展百家争鸣的著名场所。荀况在此游学期间，有机会听取各学派名师的讲演，从而多方面地了解和掌握了他们的学术观点，在各派学术思想的熏陶中成长为一名博学者。

 他曾企图说服执政的齐湣王实行王道政治，争取统一天下；同时又警告说，如不小心治国，就有被人吞并的危险。但齐湣王居功自傲，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相反，在灭掉宋国以后，又南侵楚国，西侵三晋，还想吞并周朝称天子，谁劝谏就杀死谁，致使群臣纷纷离去，荀况也只得遗憾地到楚国去考察访问。不久，齐湣王果然被燕国打败，身死国危。 齐襄王即位后，年已60多岁的荀况，从楚国又第二次到齐国讲学。由于他在学术和品德上都深孚众望，被齐襄王封为“列大夫”，并三次被稷下学者推为“祭酒”（学宫领袖），尊奉他“最为老师”。这时他的门人弟子很多，著名法家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后来，他看到秦国日益强盛，是统一中国的希望所在，便西游入秦，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形势和风俗民情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入秦都咸阳拜见了秦昭王和秦相范睢，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赞扬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社会秩序良好，矛盾比较缓和，对外来的人恭敬有礼，中央集权的政治比较稳定，官吏执法严肃认真，不敢结党营私，政府办事效率较高，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已接近“治之至”的程度了。他还向秦昭王陈述统一天下的大计，但没有得到采纳。

 当他离开秦国在回答学生李斯的问题时，又尖锐地指出：秦国4代强盛，但它又经常担心天下的人会联合起来攻打自己，这是“末世之兵”。秦国不用仁义治国，只能成为霸者，这也正是它的短处。历史证实了荀况的观点是正确的，倘若秦国不完全依靠暴力，也采用礼治，那么统一天下之后也许不至于很快灭亡。经过这次考察，荀况的社会经验更加丰富了，眼界更加开阔了，对进一步确立和发展他的法家思想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离秦后荀况又回到齐国，这时齐国朝政由“君王后”控制着。他曾向齐相陈述齐国面临的严重局面，并对“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等现象进行揭露，因此遭到谗言毁谤，便于前255年到了楚国，被楚国丞相春申君任为兰陵令。因受人诽谤，又返回赵国，赵孝成王授他为上卿。在赵居留期间，他与临武君曾议兵于赵孝成王之前，他的军事才干不仅使赵王，就连这位久经战阵、名扬诸侯的名将临武君也被折服了。后来春申君再度敦请荀况回楚，让他继任兰陵令。

 前228年春申君被人害死，荀况也遭废黜，便定居兰陵，潜心著书立说。享年90多岁，死后葬兰陵。其著述宏富，据记载，在汉初流传的有322篇，后来被汉儒刘向删去290篇，仅存32篇，经后人编辑成《荀子》书。

                    荀子墓

荀况在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适应新兴地主阶级需要的新理论，把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达到了先秦时期的最高水平。

 荀况政治主张的核心是“天下为一”。“臣使诸侯一天下”，“四海之内为一家”。他在游历各国时，总是反复宣传这个主张，劝导当时比较强盛的诸侯国国君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他提出了3条具体主张：

 一是隆重礼法，就是既要讲礼治、德治，又要讲法治。他把刑法与礼义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同作为治国的根本。他认为“明礼义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天下就可转而为善，政治上就可趋于治。他把礼治与政治结合起来。这是兼采了儒、法两家之长，纠正了儒、法两家之短。

 二是尚贤使能。主张“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荐贤才要“外不避仇，内不阿亲”，举能者要“不恤亲疏，不怕贵贱”，提出了任人唯贤、唯能的选择官吏的办法。

 三是平政爱民，主张君主要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他把君与民的关系比作舟和水的关系，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甚至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他看到了能否处理好与民的关系，对建立和维持封建秩序是至关重要的。这3个方面互相结合，就为新兴地主阶级提出了治国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构成了实现“天下为一”的大政方针。

 荀况站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上，对殷周以来的“天命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把“天”解释为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上帝，列星的旋转，日月的递明，四时的代谢，阴阳的变化，风雨的施降等等都是自然现象，因此他反对迷信、巫祝、祈祷，认为诸如星坠、木鸣、日月食等怪异现象没有什么神秘，更不必害怕。

 他还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以帝王的更替和政治的好坏为转移，也不因为人不喜欢寒冷就去掉冬天，因为人怕走路就缩小土地的辽阔，而是有着自己变化的客观规律。针对当时“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明确地提出了必须“明于天人之分”的命题。就是说，天和人要加以区别，天有天的功能，人有人的作用，两者互不相干。

 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他认为人在自然界面前，决不能消极无为，坐等天的恩赐，应当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和控制自然界为人类造福。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冲决了天命神学的堤坝，闪烁着唯物论的战斗光辉，正是新兴地主阶级朝气蓬勃，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表现。

 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荀况建立起自己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认识能力，而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人有能知之才，物有可知之理。他的高明处还在于他把人的认识过程区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天官簿类”阶段，即通过人的感觉器官接触、认识各种事物的属性，形成感觉。第二个阶段是“心有征知”阶段，即通过思维器官“心”对感觉印象进行分析、辨别、验证，形成概念和判断，使感性认识进入到理论认识。只有把这两个阶段结合起来，才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和社会道理，这就是“以心知道（规律）”。

 荀况分析了先秦各家的理论，指出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和主观性，能够“解蔽”，必须发挥“心”的理性思维作用。心只有“虚壹而静”，即虚心、专心、静心地思维，去掉偏见、成见，才能校正错觉、幻觉，验证知识，达到“知道（规律）”的目的。

 荀况还特别强调获取知识必须通过主观努力，通过艰苦的学习、积累。为此他写了《劝学》篇，反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些鼓励人们好学上进、奋发图强的千古名句，就出自荀况。尤其可贵的是他还强调在实际中学习，要学用一致，“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学得的知识必须经过实际的验证。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在逻辑学上，荀况批评了春秋战国以来名实关系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辩证地论证了名实关系。他说：“制名以指实”，“实”是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第二性的，名是由实派生的。主张名实相符，听到名称就知道是什么事物，确定名称就能区别是什么事物。荀况还探讨了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对先秦逻辑作出了总结性的概括，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古代形式逻辑学。

 在人性论的论争中，荀况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能够为善，是后天人为改造的结果。认为人性本恶，这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但他又认为，正因为恶，才需要礼义、法、刑罚，才需要学习和教育。通过人为的教育，完全可以改变“性”，即使普通的老百姓，也可以成为大禹那样的圣人、贤人。他的“性恶论”，否认了孟轲“性善论”的天赋道德论，强调人的道德品质是后天形成的，是环境影响和教育的结果，因而仍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荀况提出了“明分使群”的观点。他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能合群，组成社会，联合成一个整体。人组织起来以后，虽然力不如牛，跑不如马，但仍可以服牛乘马，征服自然。而要组成一个社会，就要“明分”，“明分”的标准则是“礼义”，“制礼义以分之”，确定上下职分和等级差别，把人们的社会地位固定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不管朝廷的君臣关系，还是家庭的伦理关系和社会的职业关系都各守其分，从而建立起封建统治秩序。他的这种观点不仅区别了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差异，而且肯定了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特别是他看到，人只有通过社会组织，利用集体力量，才能支配自然，这是他人定胜天的思想在社会历史观中的运用和深化，因而是十分深刻的。荀况还针对孟轲“法先王”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法后王”，就是要效法当今，学习当世的君主，主张革新，反对倒退。他高度赞扬推行法治的秦国：“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远远超过历代“先王”。他这种厚今薄古和进步历史观，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封建政权的要求。

 荀况还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他长期讲学，学生极多，培养出了像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秦国丞相李斯这样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据说荀况死后，其弟子“著书布天下”。他还是传经大师，汉代传授《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的学者，不管是今文家、古文家，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出师于荀况。他所总结的一些学习方法、经验和规律，直到今天仍有借鉴价值。

 总之，荀况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思想家，对先秦各家各派的哲学和学术思想进行了批判和总结，他解诸子之蔽，取百家之长，在综合百家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集大成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广博宏深，包含丰富的内容，涉及到自然观、社会观、人性论、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以及认识论、逻辑学等各个领域。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他的思想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韩非到王充，再到柳宗元、刘禹锡、王夫之，直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都从他的思想体系中吸取过积极的营养。清末思想家谭酮同曾说过：“二千年之学，皆荀学也。”足见其影响之大。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哲学体系中仍存在不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杂质，这是需要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