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银行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立，是中共历史上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统一的事件之一。1943年年初，薛暮桥奉命从华中前往延安、途经山东抗日根据地，被山东分局领导留下协助解决山东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北海币在货币斗争中的劣势问题。薛暮桥同负责山东财经工作的艾楚南、北海银行行长洒海秋反复讨论，大胆提出：“要稳定根据地的币值、物价，唯一办法只有驱逐法币，使抗币能够独占市场。”薛暮桥对农村经济问题素有研究，了解货币和物价规律，认识到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决定于它的发行数量，只要不发生通货膨胀，就可以保持物价的稳定。如果准许法币在市场流通，法币大量涌进，就无法消除市场上已出现的通货膨胀，无法避免物价猛烈上涨。为此，北海银行总行所在的滨海专署发出布告，决定自7月21日起停用法币。胶东并不是中共在山东抗日并建立政权最早的地区，北海银行之所以能在胶东首创，与胶东的经济条件有关。胶东半岛地理位置优越，沿海有渔业、盐业，山区有花生、水果和蚕茧，平原产粮食，需要彼此交换产品，互通有无，因此集市贸易比较发达，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当然必不可少。

抗战爆发前山东各地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法币，而韩复榘发行的“山东民生银行”纸币，也在山东各地流通。七七事变爆发后，当时分驻于山东的国民党部队，随即各自在其驻防区大量印发地方流通券，强迫群众使用，计有50种以上的地方流通券；如再加上各地地主上层趁战乱私自发行的各种辅币，抗战爆发初期，山东各地流通的货币数量之多与种类之复杂，则更难以计算。这些五花八门的纸币滥发的结果，使当时山东省各地的金融市场，陷入极端混乱状态。华北伪临时政府发行的“联银券”，当时只能在日本占领的大城市和铁路沿线流通，还没有进入农村腹地。在抗战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此时的北海银行也没有乱发纸币，而是一直慎重。如开始只印发辅币，壹元以下的。到1940年秋，胶东抗日根据地情况好转，根据地扩大后，成立了北海专署，财政上建立了预算、审批等项制度，财政状况好转，对发票子更起到了控制作用。当时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法币，北海币只是少量的，物价比较稳定，法币贬值不大。这说明，这一时期，尽管山东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与国民党的抗日部队时有摩擦，但中共还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努力维护抗日大局，在货币政策上，仍尽力维护法币的法定货币地位。

薛暮桥善于把马克思的货币经济学说与山东根据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大胆提出了“物资本位”论，适度适时发行货币，并保有一定物资，这对保持北币的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至关重要。在薛暮桥来山东根据地之前，许多经济工作干部受“金本位”、“银本位”观念的束缚，认为金银是纸币不可缺少的保证，如没有金银，就必须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镑等外汇来作保证，因而对既无金银又无外汇的北币自信心不足，推行起来缩手缩脚。薛暮桥根据马克思理论中关于货币是各种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及货币流通数量必须符合市场流通需要的规律，结合根据地货币斗争的经验，指出货币不一定同金银联系，也可以同其他商品联系。根据地持有北币的人民关心的不是北币能换回多少金银，更不是能换回多少美、元或英镑，他们关心的是能换回多少粮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拥有粮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就是北币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只要适当控制北币的发行数量，勿使超过市场流通需要，并掌握着充分的物资，能够在必要时用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就完全可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基本稳定，取得民众的信任。

(王士花《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