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第一部反贪污条例

——《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的重要意义

刘 军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风廉政建设，自成立之始起，就非常注重保持党员干部队伍及红色政权的清正廉洁，打击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1940年12月3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为“厉行廉洁政治”，依法惩治贪污犯罪，颁布实施了《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这是当时山东省抗日民主政权的第一部反贪污暂行条例。

1940年7月，山东省各界联合大会在沂南县青驼寺召开。8月，选举产生了全省统一的行政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山东省战工会成立以后，面临最为紧要的任务就是结束以前混乱的状态，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正常秩序，保障根据地人民合法权益，从政治、经济、司法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强根据地建设。因而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法规，保障根据地各项工作走上正规化，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任务。

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加抗日的阶级和阶层成员极其庞杂，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还包括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种非无产阶段思想不断向共产党渗透，一些腐败的恶习和思想毒瘤，不可避免被带入革命阵营中，侵蚀着革命队伍的肌体；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经济基础包括以私营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制度，根据地允许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思想难免对革命队伍中的人员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农民和小生产者党员的比例很大，占80%以上，他们长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榨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因而革命积极性很高，是革命的主力军。但由于传统封建思想的禁锢和落后生产方式的束缚，广大农民又有狭隘自私和保守落后的一面，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着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少数农民党员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没有在思想上入党，经不起残酷的革命战争的洗礼和考验，无法抵御物质利益的诱惑。除此之外，国民党、日伪军为了削弱革命力量，以高官厚禄、金钱美色来引诱共产党员，使共产党员面临着被腐蚀的严重危险，个别党员经不起诱惑，意志薄弱，进而失去党性，掉进腐化堕落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根据地内部出现了许多贪污腐败行为，并且贪污腐败又呈现蔓延之势。贪污腐败严重影响着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着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抗日根据地面临生死危亡的考验。面对严峻形势，山东抗日根据地颁布实施了《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

《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本省所属之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群众团体及社会公益团体之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即构成贪污罪：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交纳财物者；买卖公共用品，从中舞弊者；盗窃或侵吞公家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招摇撞骗收受贿赂者；为私利浪费公用财物者。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贪污罪的主体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公职人员或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的对象包括公私财物。有关贪污罪的规定在内容上较为宽泛，大体包括贪污、盗窃、受贿、敲诈勒索、挪用公款等几种罪行。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在具体量刑上，该条例规定根据贪污数额及其影响大小，区别对待。贪污财物在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财物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同时还应追缴其贪污所得之财物。无法追缴时，没收其财产抵偿，如属于私人者，视其性质分别发还受损失者的全部或一部。该条例还明确了对于自首者减轻或免除处理以及发现贪污行为构成犯罪的后续处置问题等内容。

《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的颁布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贪的立法宗旨，显示了清除贪污腐败的决心；在立法技术层面上，为以后惩治贪污犯罪立法，提供了借鉴。其次，它明确了贪污罪的种类、量刑标准及处理原则，为惩治贪污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山东抗日民主政权以此为依据，依法查办了费南县政府二科仓库主任王俊徳和费南县秘书处军用代办股长贪污案、沾化县土地局长王石甫贪污案、滕沂边办事处会计贪污案等典型案件。这些案件的查处，对于打击贪污腐败份子，震慑意志不坚定者，遏制贪腐之风蔓延，教育党员干部，起了很大的作用。《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的出台，在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面前划出了一条红线，使他们能够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严守底线，从而树立了良好的党风形象，赢了民心，进而促进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作者单位：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

一盘炒鸡的故事

——记罗荣桓在兰陵县的点滴生活

邱保证

1939年9月4日，八路军总部致电一一五师，要求将主力部队转移到泗（水）费（县）临（沂）地区。10月26日，罗荣桓到达兰陵县大炉村，住在开明地主万春圃家中，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也住在这里。刚刚住进万家时，万家的人都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这位“大官”，大家都小声地说话，轻轻地走路。罗荣桓主动地接近他们，和他们拉家常，问长问短，很快两家就亲如一家。万春圃不仅待人忠厚，直爽大方，而且真心拥护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因而深受罗荣桓的赏识。

住的时间长了，万春圃常常看到，罗荣桓教勤务员识字、写字，对马夫、炊事员也亲如兄弟。马病了，他亲自动手和马夫一起给马灌药，同普通战士一样穿的是几乎退成白色的军衣，盖的是打了补丁的被子，吃的是高粱煎饼和咸菜，看到罗荣桓和士兵们同甘共苦，心里非常感动。一一五师的首长如此清苦，万春圃觉得过意不去，便让夫人做点好吃的送过去。他在山上放养了几百只鸡，他夫人知道罗荣桓爱吃辣椒，就杀了一只鸡炒成辣子鸡丁，让勤务员王立志给罗荣桓端过去。小王不敢收，万夫人便说：“这是万三爷的一点心意，你尽管送去。罗政委说你，由我‘兜’着。”小王只好送去。罗荣桓一开始以为是伙房改善生活，动了两筷子又感到事情不对，便问小王，鸡是从哪里来的，小王说明了原委。罗荣桓立即让林月琴拿出钱来叫小王送去，并叮嘱小王给万家讲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八路军的规矩，不要让他们产生什么误会。万春圃知道后非常感动，这件事在兰陵一带也传为佳话。

通过与罗荣桓的接触，万春圃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为了支援部队，解决供给困难，他不惜打开了自己家的粮仓，砍伐了山场的松林，并动员当地的绅士陈毓山、盛清沂、刘子才、王拱辰等人，捐款捐粮支援八路军，为支前做出了突出贡献。

服务人民事朝夕心中藏

——忆陈毅同志在蒙阴板崮崖村二三事

乔文聚

孟良崮战役前夕，1947年4月23日，陈毅来到了蒙阴县野店区板崮崖村，在该村住了17天。部队住下的第二天，陈毅就找来该村指导员谈话。当时，陈毅正在暂住的茅草屋里办公，一见来人，他十分亲切地握住村指导员的手，非常客气地说:“快请坐，快请坐。”并伸手从办公用的旧八仙桌上拿了两包香烟递给村指导员。受到如此热情的招待，使得村指导员不知所措，紧张得话都说不出来了：“首长……我我……不会抽烟。”陈毅开玩笑地说：“这烟是咱自己动手做的，没有毒。”村指导员点上一支烟，找了个板凳坐下，回想起和国民党政府里的人打交道时候的样子，村指导员心里不断嘀咕：他那么大的官，怎么穿了身这样的衣裳，一顶蔫拉挂搭的帽子，一件抽掉了棉花的大衣，都黄不黄，白不白的，不知几年了，真像个“伙夫”。村指导员忍不住说：“首长，您穿这衣服不太旧了吗?”陈毅笑笑说 ：“咳!这不很好么，你看看咱们这里的老百姓，有几个穿上我这样大衣的”。“哦”，村指导员点点头，懂了：这就是陈毅，等全国的老百姓穿好了，他才会穿好；这就是共产党人，天下人的忧愁就是自己的忧愁，天下人的欢乐就是自己的欢乐。顿时，仿佛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村指导员的眼前。

从此后，该指导员成了陈毅的常客。一有空两人就谈工作，拉家常，时常还开玩笑。若是赶上吃饭，陈毅总要拣好吃的东西让他尝尝。

有一天傍晚，在陈毅的小院里，两人又拉起了农村工作。陈毅深有感触地说：“农村情况复杂!像这家没饭吃，那家没衣穿了，咱总不能不管吧。还有，农村的成份多，有中农、贫农，也有地主、富农，还有各种破坏分子，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贫下中农，我们得依靠他们，发挥好他们的作用；地富反坏，从来就不赞成我们搞土改，对这些人，就得分清情况，给予处罚。土改以来，农民的生活没有多大变化，农村工作不如我们部队好做!”好像农民没过上好日子，是他自己没尽到责任，说到这里，陈毅的话音很长、很重。他向门外望了望，接着说：“当一个农村干部，就得做好两件事，一个是要掌握好阶级；另一个就是让农民种好地。这种地，也挺有奥妙哩!你像平原地喜种稻子，山地就不同了，它得多种广收。咱们这里，有柿子，那比糖还甜哩! 有花生，人都喜欢它；还有红薯、大豆、玉米、小麦，真是要啥子有啥子。只要咱把群众发动起来，打垮蒋介石，种好地，日子一定会好过的。”最后，他还补充了一句：“我说的这些，都是毛主席讲的，他讲的这些错不了”。多么朴实的语言，这不正是陈毅深入农村，熟悉农民的反映吗？这不正是陈毅对沂蒙山的关心和期待吗?听完陈毅的教导，村指导员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夕去晨来，陈毅在板崮崖的生活即将结束。按照他的要求，专门召开了“军民联欢晚会”。陈毅第一个发言说：“我们这次来，给大家添了不少的麻烦。今天，我们集合在一起，就是请大家提提意见，你们对我们有啥子看法和要求尽管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嘛，老百姓是八路军的‘老子’，八路军是老百姓的‘儿子’……”他的话，激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会上，全村群众一致称赞部队好。陈毅不放心，安排部队的一名干部和该指导员挨家走访。他说：“你两个挨家挨户地走一走，先看看老大爷、老大娘，向他们道个谢，然后听听他们的反映，查查各房东的东西，有没有叫我们给丢失、损坏的。”

陈毅不光严格要求部队，他自己更是一位遵守纪律的模范。村民看到陈毅很辛苦，就拿点花生、蔬菜送去，可他坚持不收，并嘱咐张茜要严格“把关”，实在不行，就照价付钱。当时，正值春播，全村都在忙着育地瓜苗，家里缺劳力的，更是忙的团团转。陈毅知道后，立即指示部队助民。他还采取了“承包”的办法，规定老百姓家的“瓜炕”由住在该家的班、组“包”起来，并给他们提出要求：“我要一一检查，哪一个完成不好，就给他个处分。”这样一来，大伙都干得格外起劲。大伙都看得清清楚楚：解放军确实是在给农民干事！那些以前一听到拥军就“头疼”的人，主动找到该村指导员说：“从今以后，要是解放军打仗，你叫我去带路、抬担架”。孟良崮战役就要打响了。5月10日20时，陈毅率领部队出发了。饱经沧桑的老人把篮子里的花生、栗子放到陈毅所走的路上，跑回家燃起香炉，望着孟良崮的夜空，向苍天祈祷：好人啊，愿上天保佑!由此可见，当地百姓对陈毅的爱戴。

（作者单位：蒙阴县）

朱瑞拉犁

张思周

朱瑞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奠基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虽身居要职，但却以一名普通士兵的标准要求自己，处处身先士卒，在根据地传为佳话。

1941年到1942年间，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铁蹄所到之处，村镇变为废墟。山东抗日部队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军需民食十分困难。

在这期间，朱瑞同志坚决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率领部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朱瑞同志以身作则，带头劳动。其中，“朱瑞拉犁”的故事被广为传颂。

1943年5月，山东分局驻在滨海区三界首附近。这时正值春播季节，全体机关人员紧张地投入开荒种地。一天，朱瑞带着他的警卫员和大家一起来到一片生荒地上。警卫班长徐洪德递给朱瑞一把镢头，让他做打土块的轻快活。朱瑞说：“谢谢你的照顾。不过这活儿你还是分配给别人干吧，我要拉犁！”

徐洪德想，朱瑞不分黑天白昼地工作，已经够辛苦了，不应该再让他担负繁重的劳动，就又提出来让他扶犁。朱瑞说，扶犁是技术活，我没有学过，不会干，还是叫我拉犁比较合适。

徐洪德知道他的脾气，他说要干的事，就很难说服他改变主意。再说，拉犁这活最重，他是万万不会挑轻避重的。于是，便递给他一根绳子和一条毛巾。朱瑞接过来毛巾扎在脖子上，拿起中间那根又粗又长的绳子，放在肩上。四个警卫员分别在朱瑞的两边，摆成“人”字形，拉着边绠。徐洪德以前在家种过地，这次，他管扶犁。6个人掌管着一盘犁，来回耕于高低不平的荒地上。

半个小时后，朱瑞出汗了。不论干什么事情，他总是喜欢做鼓动工作。他对警卫员说，咱们唱着号子拉好不好？警卫员回答，我们不会呀！朱瑞说，不会，学么！这很简单。警卫员说，首长唱吧，我们跟着。

朱瑞先是小声唱：“嗨——吆——呼——”

警卫员随声附和着“嗨——吆——呼——”

朱瑞继续唱：“同志们，用劲，把犁拉！”

警卫员重复着：“同志们，用劲，把犁拉！”

“嗨——吆——呼——”

“流血、流汗、为人民！”

“嗨吆吆嗨吆——嗨吆！”

“同志们，合力，用劲拉！”

号子声越来越大，大家拉犁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几个人的欢快情绪，很快感染了整个工地。呼号、欢笑的声浪，在温暖、柔和的空气中震荡、传播着，人们早把疲惫抛到九霄云外了。一个钟头的时间，便开垦了足足有十亩地。朱瑞擦着汗，满意地看着大家，十分关切地劝大家停下来休息。

朱瑞开荒回来，虽然很疲劳，精神却非常饱满。一进屋就对他的爱人潘彩琴说：“糟了，我的衬衣恐怕彻底报销了！”潘彩琴眼光朝他身上一扫，见他的衬衣被绳子磨碎了。

朱瑞问：“还能不能补？”

潘彩琴说：“布都糟了，不能补了！”

“不能补，就算啦！反正夏天要来了。”

“我可以给你做件新的！”

“做新的，哪有布？”朱瑞感到惊讶。

潘彩琴往床单上一指，说：“就用它！”

朱瑞自从和潘彩琴结婚以来，还不知道她做针线活的手艺，今天见她说得那么自信而有把握，将信将疑，就开玩笑地说：“那你可真是仙女下凡啦！”潘彩琴瞪了朱瑞一眼，接着转嗔为喜：“正好床单刚洗过，我这就给你做。”说罢，拿起剪刀和尺子便裁了起来。朱瑞看着她那熟练的动作，不由地夸赞：“你还真行哪！”

潘彩琴知道朱瑞没有衣服替换，怕他着凉，便连夜为他赶制衬衣，第二天，朱瑞果然穿上了新衬衣，高兴地连嘴都不合拢。

（作者单位：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

刘少奇不扰民

李印廷

关心群众，爱护群众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把党的主张晓喻群众，不只是用政策，还要靠共产党人以良好形象取信于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就是高度重视作风建设，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典范，他曾以实际行动影响和感召着沂蒙人民。

正当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和对敌斗争显现被动局面的时候，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来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师部所在地——朱范村指导和帮助工作。

刘少奇等人到来后，就住在朱范村一家破落地主大院的三间正房里。他住正厅靠右边的一间房子，用两块门板做床，用包袱里换洗的衣服当枕头。正厅做会客和饭厅用。左边的房子由警卫员居住。

刘少奇一进入山东境内，就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一见农民就问：“你们村里有农救会吗？老乡是不是都参加了？农救会开不开会？减租减息减得怎样啦？”而且他还告诉随行的工作人员，应该找一切机会和老乡交谈，看看党的政策贯彻得怎样，群众的反映如何。他十分尖锐地指出：“脱离群众是共产党员最危险、最严重、最应该受到责罚的事情。无论哪一个党员，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应当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如果忘记了这一条，他虽还在党籍，而实质已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

刘少奇在朱樊村期间，经常工作到深夜。他住的房子窗边有个石磨，房东常常天不亮就起来推磨，吵得他睡不好觉。工作人员想让房东改变推磨时间，刘少奇知道后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老百姓白天要干农活,全凭一早一晚做家务，我们住在这里不能影响他们的生活。他首先想到的是老百姓。

还有一次，他来到一个村子，住在支书家。支书家只有一张三条腿的板凳，通讯员用土坯支起来，作为首长的办公椅。那时，丁长春11岁，是儿童团的团员，看首长坐在那样的板凳上工作，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便和几个儿童团的伙伴们商量着为首长搞一把像样的椅子。刘少奇的通讯员听了儿童团员们的打算，也很赞成。于是，几个小孩就来到村里的大户张爹家，很严肃地对他说：“张爹，上级有命令，叫你的椅子抗日去。”

张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乘他愣怔之际，儿童团员们不由分说，搬起一把椅子就走。

可当儿童团员们把椅子搬到支书家时，支书却把他们严厉地批评了一顿，说他们破坏了纪律，并说张爹是位开明绅士，是我们党团结的对象，强拿他家的椅子是严重的错误。支书的批评声惊动了刘少奇，他步出房子，仔细询问了事情经过后，对支书说：“事关统战大事，我应亲自去一趟，送还椅子，向张先生道歉。”

刘少奇来到张爹面前，和蔼地对他说：“老先生，我来向您道歉。我们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时期就立下规矩，借东西要还，毁坏东西要赔偿。儿童团员没有得到你同意就搬走你家的椅子，不讲礼貌，是我们没教育好，请多多原谅！”

一席话使张爹大为感动，忙说：“哪里，哪里，首长用椅子，应该，应该！”边说边让家人泡茶递烟，刚才还堵在胸口的怒气，顿时烟消云散。

寒暄过后，刘少奇把话题引到抗日救国上来，他说：“大敌当前，各阶层民众应该团结一致，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只要全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就一定能打败日本强盗！”

张爹听了刘少奇的话，心悦诚服，他说：“我人老了，不能亲自上疆场杀敌，我愿在人力物力上助抗日队伍一臂之力。”

（作者单位：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

点滴小事彰显领袖风范

——记刘少奇在兰陵的五个日夜

邱保证

一滴水能折射出五彩的阳光，一盏灯可以照亮前行的道路，一件件小事体现了领袖的风范，这些点滴小事，虽然在当时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作为后人却值得反省和借鉴。

故事背景：1942年4月，刘少奇来到山东，在解决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问题后，7月下旬，开始了西去延安的行程。这是一次漫长的旅途，必须秘密穿越敌占区的一条条军事封锁线。鲁南之行是这次秘密之行的第一站，沿途计划安排是从山东分局驻地滨海朱樊村出发，渡过沭、沂河，通过鲁南地下交通线，昼宿兰陵迷龙，到达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短暂停留后继续西行。护送刘少奇西行，成为沿途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的一次重要军事任务，八路军一一五师教二旅五团（边联支队）参谋长王六生负责从沂河至枣庄之间的接送。

边联支队接送刘少奇西行是夜间，参谋长王六生带一个营提前到达指定地点隐蔽。原计划山东分局护送到沂河西岸的时间未接到，又等一天。在滨海的山东分局，派出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旅长曾国华带一侦查分队，化妆隐蔽护卫。刘少奇只带身边几个人和警卫班随行。从山东分局驻地到鲁南，要渡过沭河和沂河，为减少风险，只能夜间行动。时值汛期，又下着大雨，渡过沭河急行军到达沂河边时，已是深夜，由于出现意外，处境十分危险，只好返渡回到沭河东岸，几经周折，第二天再次渡过沭河，顺利到达沂河西岸，夜色中曾国华与王六生接头后，连夜通过敌伪战区到达兰陵游击战区。

赤脚穿行青纱帐

在王六生的护卫下，继续西行。连夜穿行在罗庄区黄山、兰陵县神山一带的日伪占领区，全程30多公里，需在天亮前通过，时间紧迫。这是一个阴雨连绵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刘少奇同其他队员一道，冒着蒙蒙细雨，赤脚穿行在青纱帐间蜿蜒曲折的小道上，由于向导迷路穿行十分困难，刘少奇走到一棵树前，摸了摸树皮说，向阳的一面比较粗糙，背阳的一面比较平滑，粗糙的一面就是南面，平滑的一面就是北面，在领袖的启发下，向导终于慢慢的辨明了方向，在天亮前到达了预定地点兰陵县迷龙汪。

坚持步行惜畜力

第二天，雨过天晴。继续西行进入边联山区（今属兰陵）根据地。盛夏骄阳似火，人人汗流浃背，一路上刘少奇敞开胸怀，和同志们一起翻山越岭，边走边聊，大家多次劝他骑上骡子赶路，他总是说：“我也有两条腿，为什么不能和你们一起走呢？红军长征两万五，不也是用两条腿走完的吗！”并笑着说：“骡子驮着行李，又是电台，又是衣物，负荷已经不轻，它也够累的，你看他热得耸拉着耳朵，一遇到树荫就不想走，它要是会说话，早该提意见了。我们不光要爱惜人力，还要爱惜畜力，没有它来配合，我们的任务完成不好。”刘少奇把大家说的心悦诚服。

被退回的一把旧躺椅

为了让刘少奇得到充分休息，在刘少奇到达兰陵县埠阳后，王六生已经提前派人到18里外的尚岩镇沟西村，从开明士绅陈毓山家，借来一把藤条躺椅放在刘少奇住处。刘少奇知道藤椅的来历后，非常严肃地对王六生说：“我又不是来做客的，你为什么这样对待呢？要知道，咱们共产党人不是官老爷，是人民的勤务员。”王六生虚心接受批评，表示下次决不再这么办了。刘少奇严肃地说：“下次？不要等下次了！”说着，他把躺椅搬到一边，顺便摸过长凳，拉王六生一起坐下谈心。

拒绝吃小灶

第三天，刘少奇住在下村镇埠阳村，天一亮就起床。先到村头活动散步，不论是地里的庄稼，还是墙上的标语，群众的言谈举止，都细心观察。在一户群众的门旁，他对下水道里淌出来的淘菜水发生了兴趣，他俯下身子，顺手从污水里捞起一把菜叶，看了看，接着对王六生及随行人员说：“老百姓吃不上饭，用野菜充饥，我们有责任啊！”他停顿了片刻又说：“这里年成不好，老百姓靠吃野菜度日，六生同志，应该设身处地为民众想一想，同群众一起渡过难关。”这时，炊事员来通知开饭，一进院子大家便闻到了油饼的香味，当刘少奇看到餐桌上三张热气腾腾的油饼，便和蔼地对炊事员说：“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不过对我的生活不能特殊照顾。这一带是山区，老百姓的生活很苦。我已经了解过，咱们部队吃小米饭，跟老百姓相比就有一定的距离了；你们再叫我吃小灶，不就是脱离群众吗！”说着，刘少奇盛了一碗小米饭，和大家一起吃了起来。

第四天晚上，刘少奇听取了关于鲁南党政军三方面的工作情况汇报。并着重了解了从1941年以来敌伪顽合击鲁南，使鲁南根据地越来越小，出现了东西一线牵，南北一枪穿的局面。他指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与抗日力量编入八路军主力有关，主要还是对群众的利益缺乏关切，片面强调统一战线，不敢触及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想彻底扭转被动局面，就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抗战成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共度荒年，用斗争赢得胜利。

一条沉甸甸的毛毯

第五天，刘少奇离开埠阳。临行前，边联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刘清如捧着一条黄毛毯急匆匆地赶来，说要还给首长，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那是刘少奇来埠阳的当天夜里，为了加强警戒，边联支队和边区县委决定让边联县大队参加保卫工作。刘清如对这一带很熟悉，自然是责无旁贷，带队参加保卫工作。刘清如参加革命早，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病，组织决定让他站白岗，可刘清如坚持要站夜岗，在刘少奇住的院子里，整整两夜没合眼，第三天夜里，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他才摘下一块门板，铺上蓑衣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发现身上多了一条黄毛毯，警卫员告诉他，是少奇同志夜间给盖上的。刘清如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刘少奇的卧室。刘少奇一见黄毛毯，明白来意，拍着刘清如的肩膀，笑着说：“留着用吧，往后天渐渐的凉了，上山打游击会用着它的。”刘清如看看刘少奇和手中的毛毯，心情激动，感到这一礼物太贵重了，它是中央首长对地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也是对鲁南人民的革命情意和信赖。

刘少奇鲁南边联县之行，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他爬山越岭，身临险境，调查了解鲁南根据地的历史和现实，与抗日军民同甘苦共命运，对艰苦环境中坚持抗战的边联县党政军组织，给予了深切的关心支持和热情的指导鼓励。其平易近人的作风，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爱护干部关心群众的高尚品德，给坚持抗战的鲁南军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关于鲁南对敌斗争的指示，对鲁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兰陵县）

徐向前的爱民情怀

徐 浩

廉政勤政，亲民爱民，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徐向前，在沂蒙抗日根据地亲民爱民的故事，至今流传在沂蒙大地。1939年6月徐向前奉命到达沂蒙山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积极创建抗日武装，大力发展民主政权，为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他密切联系群众，爱民亲民的情怀，谱写了一曲军民同甘共苦的凯歌。

“还是叫我老徐吧”

1939年秋，徐向前率部驻进孙祖镇东高庄。徐向前住下后，就去找房东麻文恒拉家常。麻文恒见来个带盒子枪的大个子，后面跟着卫兵，知道是个大官，一时紧张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徐向前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老哥，给你添麻烦了。”麻文恒忙说：“不碍事，不碍事，长官。”徐向前一听“长官”，连忙摆手说：“不能叫长官，不能叫长官，我们住在一起，就是一家人了，可不能说外话。”他指着旁边的警卫员说：“以后，见了部队上的人，叫同志就行了，对我就叫老徐吧。”徐向前的一席话，说得麻文恒心里热乎乎的，刚才的拘谨全没了。

熟悉后，徐向前常请麻文恒一起吃饭，刚开始，麻文恒还不好意思，后来也就习惯了。麻家做点好吃的，也要先给徐向前送去。一来二往，他们俩就分不出宾主了。

“我就是你的亲儿子”

麻文恒家“打锅饼”（临沂当地的一种烙饼面食）出售，每晚都要烙饼。晚饭后，徐向前有空就去帮麻文恒的父亲麻其烧火，拉家常。晚秋，天气凉，麻其身体不好，咳喘不停。徐向前把自己的大衣给麻其披上，并嘱咐说：“你年纪大了，不经冻，留着它暖暖身子吧。”麻其连忙说：“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徐向前拉着老人的手，深情地说：“俺住在你家，你就是我的父亲，我就是你的亲儿子，一家人可不能见外呀。”麻其披着大衣，流下了热乎乎的眼泪。

二十八张请帖

1939年中秋节当天，隋家店的乡亲们抬着月饼、酒和牛肉，给住在村里的徐向前送“十五”。徐向前高兴地说：“好哇，好哇，咱抗日军民共度中秋，不过，就是给乡亲们添麻烦了。大家快坐下，咱们拉拉家常吧。”等大家坐好后，徐向前问村干部：村里多少抗属，还有多少爱国的士绅和积极抗战的老人，村干部一一作了回答。乡亲们刚离开，部队上的管理员便把物款折成公粮的账单，交给了村干部。

第二天上午，村干部突然接到28张请帖。原来徐向前昨天与村干部交谈中记下了抗属和抗战老人的名字，今天中午要宴请。徐向前把抗属和老人们迎进屋里，28个人分成3桌，待把大伙都让到座上后，自己才坐下。席间，徐向前逐桌敬酒，并真诚地说：“抗日军人家属和积极抗战的老大爷们，我们是从山西过来的老红军，到这里来是打鬼子的。你们爱国抗战，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线，理所当然地受到大家的尊敬。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这个意思。”他停顿了片刻，接着说：“我们来到村里，给乡亲们增加了不少麻烦，很过意不去。今天，我向大家表示感谢！”抗属们听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事后，乡亲们纷纷议论，“天底下没见过这样好的队伍，拿咱老百姓这样敬重。国民党的队伍可是没法（和共产党的队伍）比啊！”

一双草鞋

1940年初，徐向前住在汶河岸边的小河村。一天早晨，天上刮着西北风，飘着零星的雪花。徐向前起床后，看到警卫战士光着脚在门前站岗，他心里一阵难过，眼泪不住地往下掉，急忙脱下自己的鞋递给战士，警卫员说啥也不要。徐向前便蹲下身去，亲自给他穿上。这位战士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房东李心端看到这个场面，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他急忙转身回去，找了一双草鞋，在里面塞上麦穰，给徐向前送去。徐向前穿着这双草鞋，慢慢地回到办公桌前。

赠送牛乳

1940年3月，“九子峰”战斗后，从前线归来时，路遇一因母亲生病缺奶饿得啼哭的婴儿，徐向前当即以自己养病（1939年6月奉命来山东时，徐向前正患肺病）用的牛乳相赠，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在徐向前的倡导和影响下，“爱民亲民”成了部队指战员和士兵的自觉行动。徐向前亲民爱民的故事，现仍在沂蒙大地传扬，成为美谈。

（作者单位：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

陈老总高价买批评

杨 静

批评与自我批评，历来是我们党抵制各种政治灰尘侵蚀肌体的锐利武器，是党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条件。毛泽东曾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比作“扫灰尘”、“照镜子”、“洗脸”。他说，房子不打扫就会积满灰尘，人不照镜子、不洗脸就会肮脏丑陋。同样的道理，人的思想也需要经常“打扫”和“清理”，否则就会受到灰尘的侵袭；人的行为也需要经常用镜子来照一照，这样可以随时地校正自己，假如做错了事、走错了路，就可以及时得到纠正。老一辈的革命者不但大力弘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而且还身体力行。

陈毅同志革命的一生,功勋卓著,但他从不言功,也不要别人当面说好话。而是常常真诚地收集对他的“坏话”。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反复宣布:“我陈毅高价收购批评”。

1940年10月,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苏北抗日民主政权。江苏省东台县开明地主施文舫作为参政员参加了“苏北临时参政会”。会后,施文舫找到陈毅,反映台东县区委委员谭启明贪污腐化、欺上瞒下,还有作风问题,群众影响很坏。施文舫是个直率的人,他很激动地责备陈毅,作为新四军的将军,没有管好干部。陈毅听后,语气有些生硬地反问施文舫:“怎么?你来责备我?”施文舫有些意外,悻悻地离去。当天晚上,陈毅觉得自己的做法不妥。于是,陈毅找到代表们的住处,准备向施文舫道歉,但是施先生已经回家了。第二天,陈毅一大早就带着警卫员步行30多里路,来到施文舫家,见到施先生后主动上前抱拳道歉,并作了自我批评。施文舫非常感动,留陈毅吃午饭,席间陈毅说,能交到施先生这样的诤友非常高兴。事后,陈毅嘱咐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对谭启民进行查处。谭启民被免去区委委员的职务,降职处分。后来他因私印抗币代价券及贪污腐化等罪被枪决。20多年后,陈毅想起这件事还是感慨良多,他写了一首诗——《六十三岁生日述怀》回忆此事,“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有时难忍耐,猝然发雷霆。继思不大妥,道歉亲上门。于是又合作,相谅心气平。大大开生面,红日散乌云”。

面对批评，很多人会觉得没有面子，难以忍耐。甚至有人“闻喜则笑，闻过则恼。”但“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谁都会有错,但错不可怕,肯改便令人称道。而肯改者,一定容得下尖锐批评。

当时部队的同志说：陈老总爱骂人（即批评），但挨骂者却感到很痛快。为什么会这样？究其原因，就是他首先骂够了自己（诚恳、坦率的自我批评），再去骂(批评)人。这样，别人不仅接受了批评，而且还感到很舒服。

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三师进军东北，途经山东临沂与陈毅相见。陈毅在送行时，当着政委罗荣桓的面再次诚恳地对黄克诚说：“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例如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三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陈毅还说：当时“不看你的功劳，指责你态度不好，指责你把问题直捅延安……是我有错，向你道个歉”。没想到分手在即，陈毅竟然说出道歉的话，而且还是为了多年前的曹甸战役。这让黄克诚十分惊讶和感动。解放战争时期，在泗县战斗失利后，陈毅给八师写了长达1600多字的一封信。他没有责备下级，而是主动承担了责任。信中说：“我从来不向敌人低头，但对自己的同志，我常常自我批评，很愿意低头。胜利时如此，不利时也如此，即失败时亦如此”。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面对批评,以及各种意见、建议,应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今天的党员干部,只要心系群众,坚定信念,就能敢于批评他人、虚心接受批评、善于自我批评。

(作者单位: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

王东年卖祖林赈灾

高 伟

“庄户县长”王东年卖祖林赈灾的先进事迹，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时期，都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是我党一心为民、廉洁奉公思想的典范。

王东年，山东省莒县北杏村人(现属诸城市)，出身书香门第，与王尽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同村同族。1941年1月1日,他被选为莒南县的第一任民选县长。当上县长了,他的生活依然非常朴素:冬天，头戴黑毡帽,上身穿一件粗布棉袄,下身穿的是肥大的棉裤,腰束一根布绳,脚穿毛窝草鞋,常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被人们尊称为“庄户县长”。他生于殷实之家,却很能吃苦。当时机关伙食困难,他就让勤务兵将杨树叶子和柳树叶子掺着蒸饼子吃,饼子有股刺鼻的味道。他拿起来,一边吃一边说:“别去想,往下咽。”大家见县长这样,也纷纷拿起饼子来吃。

1941年秋季歉收,冬旱无雨,加上敌伪“扫荡”,地主恶霸盘剥,造成次年春荒,大多数穷苦农民缺粮断炊，揭不开锅。面对一群群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难民，王东年心急如焚、寝食难安。于是他提笔给老家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父母大人，我们这里闹饥荒了，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很苦，没有穿的、没有吃的，连树皮都吃光了，有些人已经饿死了、病死了。我知道，咱家也没有多余的资产，咱还是把祖林里的那些大柏树卖了吧，用这些钱能救活好多的孩子和老人，我从小受你们的言传身教，是您让我明白了识大体、晓大义的道理。我知道，卖祖林属于大逆不道，也是咱们家族的一种耻辱。但自古忠孝两难全，我只能愧对列祖列宗，但不能愧对我的乡亲啊!几天后，家中将祖林中上百年的大柏树全部砍伐,做成一条船,到日照海边卖了200块银元,一部分交给县政府伙房,其余部分全部救济了灾民，挽救了大批难民的生命。许多群众感动地说：古往今来，有谁会砍掉祖坟的树木为穷人呢？只有共产党做到了，只有共产党才把咱老百姓当亲人啊!

今天，虽然我们已经远离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但不论时代怎么变化，一个心中装着人民的党，才是先进的、优秀的政党；一个坚持执政为民的政权，才是红色的，江山永固的政权；一个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党员，才是一名合格的、优秀的党员。正如党的十八大所指出的：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居安思危，勇于进取，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作者单位：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